关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李约瑟博士，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化编纂成《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系统地介绍给了世界，让世界认识了中国。而他自己，也正因这样一本卷帙浩繁的著作而得到世界的认可，和中国人的尊重和感激。可以说，他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受过系统正规的西方科学教育，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的专业并不是科技文化史，而是生物学，而且早年他对于中国一窍不通。对于中国科技文化史这一领域他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但是她幸运之处就在于，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还没有发现这一宝藏，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宝矿的第一位探险者和受益人。

他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近代科学的方法，重新解读了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使他以一个崭新有序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但他对中国人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将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和精神的引入了中国。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能从古代一直到十五世纪在科学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而在近代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即所谓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他进一步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李约瑟说，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李约瑟的这一看法，应当说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李约瑟在谈到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官僚封建主义”时，自问自答道，“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实际上，李约瑟在1964年正式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了出来。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有趣的是，蒋方震（1882-1938）在1921年为这部著作写的序中主要讨论的，也是清代“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他列举了四条：（1）“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2）“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3）“民族富於调和性，……此科学之大障也”；（4）“民族尚谈玄”。

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认为，探讨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说，即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不能仅仅归因于地理、气候、经济的差别。）接著他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后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於培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看来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思想的落后和固步自封，这渊源也就要追溯到宋明理学了。真正的落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24年，梁启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姐妹篇《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1944年7月，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1902-　）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1）拟人思想的泛生论；（2）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3）没有逻辑；（4）没有分工；（5）客观与主观的混淆；（6）理智的不诚实等等。（简言之，没有科学的思想，就没有科学的态度，就无法产生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无从发展科学。）而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反映著宗法社会的组织。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则把“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归因於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科学技术才是真正的实用，应该不是这一点的缘故）

李约瑟：“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国也。”：“此当於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於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此说也不尽正确，在当时，大商人是有的，如著名的晋商、徽商、钱王等，关键在于这些大商人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承认。商人有了钱，往往愿意捐个官职来为全家谋得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官僚社会传统有关。中国的社会是官僚化的，政治化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竺可真纪录：由於环境，即四个抑制因素，为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如。而封建官僚的基础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云云”。

1945年，竺可桢发表了〈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他在文中首先分析了钱宝琮、李约瑟、维特福格尔和陈立四人的结论，指出“前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在作别；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於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竺可桢然后进一步探讨了第二个问题：“为甚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竺可桢考察了中国的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於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至於在战国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则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於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竺可桢进一步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於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林文照的〈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

总之，经过历代人的研究与总结，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然的客观的原因，也包含了历史的文化的原因。我们既不用抱着祖先的功劳簿不放，（当然，我们要好好的继承和发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也不必对近代的落后耿耿于怀。我相信凭借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只要掌握了科学的方法，一定能够将中国再一次推至世界科技水平的巅峰。